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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文革”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到他临终,他的养母已悲痛欲绝,全由我们同学操办后事。
这个追悼会开得震天撼地,几乎每个同学都把嗓子哭哑了。原因是,“文革”一来,很多同学像周启平同学一样突然成了孤儿,父亲找不到了,母亲也找不到了,现在又要离开书本、学校,投身荒野。哭周启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龙华殡仪馆里的情景,我们班的同学直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还两眼发怔。
我为这个追悼会写了一副挽联,高挂在灵堂中间:
父亲何去?娘亲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遗书付狂风。
记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笔写这副挽联的时候,身后已是同学们的一片呜咽。
我的父亲在何处,我倒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