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读小说

第50章 利玛窦来华传教（第1页）

万历十年，南京城，秦淮河岸边酒肆里，几个秀才模样的人正对着一幅奇怪的图画争论不休。画上是个卷发高鼻的洋人，穿着儒生的长衫，手里捧着一卷线装书，背景里的世界被画成个圆圆的球，中国竟不在正中央——这便是万历年间江南士林流传甚广的《山海舆地全图》摹本，而画中人，正是刚从广东辗转来到南京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这位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万历八年（1580年）抵达澳门，当时他连“你好”都不会说。据当时寓居澳门的华商笔记记载，初到的西洋教士“面如傅粉，发卷如螺，见人辄拱手作礼，口称‘天主’”，当地人瞧着新鲜，都叫他们“番僧”。利玛窦认为这称呼是低贱的，于是他在写给欧洲的信里说：“此地僧人地位低微，吾辈当以儒生自居。”于是三年后踏入肇庆时，他已换上青色直裰（duō），留起了胡须，像模像样地成了“西儒”。

在肇庆知府王泮的支持下，利玛窦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门口挂着他亲手绘制的世界地图，引得百姓争相围观。百姓指着地图上的大圆球纳闷：“咱们祖祖辈辈住的地方，咋就成了个球？难不成站在边上会掉下去？”利玛窦听了并不生气，只是笑着用笔在图上圈出大明的位置：“此地虽非中心，却是文明礼仪之邦，正如贵国孔夫子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番话被记载在《明神宗实录》的番外篇里，说他“善用吾国经籍，巧释其教”。

让利玛窦在士大夫圈子里站稳脚跟的，是他带来的“西洋奇器”。在南昌时，他向建安王朱多?（xiàn）献上了一座自鸣钟，钟摆摆动时发出清脆的滴答声，到点便自动敲响，惊得王府里的太监们以为是“妖术”。朱多?却对这物件爱不释手，整日琢磨钟里的齿轮如何转动，还特意请利玛窦讲解“地心说”。利玛窦借机献上自己注解的《四书》，说：“吾西国圣人，与孔孟异世而同德。”这番比附让建安王十分受用，当即写了篇《赠西国儒士利玛窦》，称赞他“远泛沧溟，观光上国，谈经论道，不坠家风”。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利玛窦在南京结识了数学家徐光启。两人初次见面时，徐光启正拿着一本《几何原本》的拉丁文手稿发愁，利玛窦见状，用生硬的中文说：“此书所载，乃量天地之法。”徐光启眼睛一亮，当即拜利玛窦为师。据《徐氏家乘》记载，他们合作翻译时，常为一个术语争论到深夜。比如“几何”一词，原是利玛窦想音译成“几何里”，徐光启却拍着桌子说：“不如直取‘几何’二字，既含数量之意，又有‘多少’之问，岂不两全？”这种中西合璧的译法，后来成了中国数学的标准术语。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利玛窦带着自鸣钟、十字架和《万国图》抵达北京，却被礼部官员拦在城外。有记载说，是太监马堂见他的自鸣钟精巧，想据为己有，故意从中作梗。利玛窦识破机关，连夜改装了一座小型自鸣钟，让钟摆下悬着个小木偶，每到整点便拱手作揖。马堂得了这稀罕物，才把他的贡品送进宫中。

万历皇帝初见自鸣钟时，听见钟响吓了一跳，待看清木偶行礼，又乐得拍手。据宫中起居注记载，他此后常把钟摆在御案上，亲自给钟上弦，还命人用金丝楠木做了个钟架，上面刻着“万邦来朝”四个字。但当太监呈上十字架时，他却皱起眉头：“这洋人供奉的神，怎地被钉在木头桩子上？”利玛窦忙解释：“此乃吾主耶稣，为救世人受苦受难。”万历虽不明白，却也没怪罪，只说：“既然是你们的神，便好生供奉着吧。”

在京城的十年里，利玛窦成了士大夫圈里的“红人”。吏部尚书李之藻跟他学天文，将西方历法与《授时历》比对，发现“西洋新法测算日月交食，分秒不差”；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请他到府中做客，见他能用毛笔写楷书，惊叹道：“先生笔下字，非常工整！”利玛窦则趁机宣讲教义，说“天主”与儒家“仁”的理念相通，还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让西方人第一次见识到中国经典的魅力。

利玛窦给病人用金鸡纳霜治好了疟疾，百姓便以为他有魔法；还有人说他带来的三棱镜能“聚光生火”，是“妖物”，直到利玛窦在翰林院当众用棱镜分解日光，证明“此乃自然之理”，才渐渐平息流言。《万历野获编》里就记了件趣事：有个卖菜的农妇，见利玛窦高鼻深目，以为是“番邦鬼怪”，偷偷往他轿子里扔了把大蒜“驱邪”，让利玛窦哭笑不得。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把译到一半的《崇祯历书》托付给徐光启，叹息道：“吾来此三十载，虽信徒数千，然华夏之大，仍如暗夜行船。”消息传到宫中，万历皇帝想起那个会做自鸣钟的洋人，下旨将他葬在阜成门外（今北京利玛窦墓），说：“毕竟是个懂道理的异邦人。”

利玛窦带来的不仅是宗教，更打开了一扇窗。他绘制的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天圆地方”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他介绍的天文仪器，推动了明末历法改革；而他融贯中西的尝试，更成为后来“西学东渐”的开端。就像徐光启在《泰西水法》序言里说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如今在意大利罗马的耶稣会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利玛窦的日记，里面用拉丁文夹杂着中文写道：“中国有君子之风，亦有兼收并蓄之量。若吾辈能以其道化之，而非强其从吾道，则福音必能在此生根。”这正是这位“西儒”留给世界的启示：文明的交汇，从来不是谁征服谁，而是像两条河流，相遇后共同奔向更广阔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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