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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我身体不舒服，我刚才说了我耳朵嗡嗡响……”男孩低低辩解。
“你嗡个屁！你就是想偷懒，仗着生病不想学习，是不是？”
那女人骂得咬牙切齿，男孩的肩膀微微缩了缩，却没有哭，只是沉默着，低头像一块被丢在角落的石头。
应泊听得眉头拧得死紧。他本能地想移开注意力，视线却被这段争执牢牢拽住，耳边的声音再难忽略。
像一把无形的锁扣住记忆的闸门----某种早年间刻意遗忘、却从未真正远离的东西忽然被扯开。
那一年他十四岁，也是在医院走廊。
他成绩掉了一名，母亲在诊室外当着一排病人吼了他整整十分钟，手里拿着的是那张刚从老师手中拿回来的期中考试试卷。
“你到底有没有点出息？你看看别人，再看看你自己！我说了多少次，考第一才有资格说话！”
“不是我不努力，是那道大题……”
“我不听你解释！你那是找借口，是撒谎！你以为你能骗我？”
应泊当时也没有哭。他只是记得那一刻的风从窗户外灌进来，吹起窗帘一角，却怎么也吹不散他胸口那团难以形容的钝痛----不是委屈，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疲惫的麻木。
----她不是在听我说话，她是在用她的“身份”说话。
从那时起，他开始厌恶这种姿态。
母亲、老师、上级，制度、程序、法规……哪一个不是站在高位，用“你只要听话”的立场俯视着你？
他选择了法律，走进这座神殿，尝试看清它的缝隙。
可越往上爬，他越发现自己的抗拒只是幻觉。
系统之中，每个人都在遵命；流程之下，每一份文件都冷静精确；他一次次举证、推理、论证，试图让每一个指控都无懈可击，却越来越像一个符号----一颗在庞大齿轮中协调运转的小齿轮。
有人将这个过程称之为“体制化”。他起初质疑过，也挣扎过，可最终，他的肩膀还是被权力之手轻轻一按：“你会习惯的。”
“你该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