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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始与远行（第4页）

“呵呵，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张观宽慰他说，然后指了指旁边一个穿着黄袍子的长髯男子道：“这一位，是吴国朝廷专门负责与我们敦睦馆联络的秘府中书郎薛莹薛大人。”

“薛大人，幸会。”

“荀大人不必多礼，您初来鄙州，风土尚不习惯，应当多休息。我回头去叫宫里的太医给您诊治一下。”薛莹说话声音很细，口音带有沛郡的口音，态度和蔼。张观在一旁不禁笑道：“薛大人，我的主簿才来了不到一天，你就急着把他送去医馆啊，这就是东吴待客之道么。”

“蜀中多疫气，不清扫一下怎么行。”薛莹毫不客气地回击，两个人随即哈哈大笑。

蜀吴两国使臣素来有相互嘲讽的传统，张温访蜀的时候与秦宓辩论过，张奉使吴的时候与诸葛瑾拿对方的国号开玩笑，邓芝甚至当面嘲弄过孙权，这也算得上是两国关系融洽的一个证明。从薛莹与张观刚才的对谈就可以判断出，蜀汉与吴关系仍旧处于黄金时代。荀诩想到这里，心中一宽，冲薛莹拱了拱手。

这时郤正已经将行李弄妥，张观见状对薛莹说：“我晚上设下宴席为荀主簿接风，薛大人请务必出席呀。”薛莹摇了摇头，抬头看看天色回答说：“最近朝廷里比较忙，我恐怕是无法出席。我看就等荀主簿身体恢复一点，我再来尽尽地主之谊吧。”

薛莹说完，走到荀诩前做了个抱歉的手势，然后告辞离去。张观、荀诩与郤正看着他离开以后，三个人走进了敦睦馆的大门。

馆里一进门是一间宽阔的厅堂，两边各立着一只铜制仙鹤香炉，鹤嘴中袅袅地飘着青烟；厅堂摆放着一尊青铜牛方鼎，鼎上方悬挂着用篆书写的“敦睦和洽”四个字，落款的赫然就是东吴重臣兼书法名家张昭。

仆役们见三名官员已经进来了，于是走过去将大门“轰”地关上。张观示意郤正等人离开，然后笑眯眯地对荀诩说：“荀功曹，蜀中一切安好？”

荀诩注意到了这个称呼的变化。对外他是敦睦馆的主簿，而实际上却是司闻曹江东分司的功曹。张观这样称呼他，意味着接下来就是涉及到情报领域的对话了。张观在担任抚吴敦睦使的同时，也是江东分司的从事，算是荀诩的上司。

荀诩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成都和汉中的情况。张观把右手搭到铜鼎上，忽然饶有兴趣地问道。

“您以前是在汉中的靖安司工作吧？”

“正是。”荀诩听到这个问题一楞，难道张观也知道了汉中的那件事？

“呵呵，汉中靖安司是对内，而我们敦睦馆是对外，两者工作性质不同，要面对的麻烦也不尽相同。”张观换了一副严肃的表情，“若是粗心大意，可是会引发外交上的大乱子。”

“唔，多谢提醒，我会格外留意的。”

“您也许早就知道，但我还想再强调一下。外交无小事，任何不当举动都有可能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张观说到这里，拿眼神瞟了一眼大门，问道：“刚才那位薛大人，你觉得人怎么样？”

荀诩想了想，谨慎地回答：“人还不错，不过我总觉得似乎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呵呵，不愧是诸葛丞相身边的人，果然敏锐。”张观赞许地点了点头，“薛莹这个人与我私交很好，是我在东吴最好的朋友，以前我们还是同学。但从外交和情报方面来说，他却是我们敦睦馆最麻烦的敌人，绝不可掉以轻心。”

荀诩点了点头，外交无私交，这一点原则他是知道的。诸葛丞相有一位亲生兄弟诸葛瑾就在东吴任高官，但他们两个在代表两国交涉的时候也都是一切以自己国家利益为基本，丝毫不搀入兄弟感情因素。

“吴国人比较怪，他和我们、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事风格都不太相同。你既然来这里从事情报工作，就必须对此有所了解。”张观说到这里，忽然感慨道：“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别看蜀、吴一团和气，实际上武昌地下的情报战不比汉中或者陇西轻松多少。要知道，有时候盟友比敌人更头疼。”

“比敌人和盟友还难缠的大概只有自己人了。”

听到荀诩的话，张观理解地点了点头，用手按住上翘的嘴角，笑道：“我大概知道为什么荀功曹你会被调来江东了。”对此荀诩报以一个苦笑，什么都没说。

“至于这边的基本情况，你可以去找郤正了解，他一直负责日常事务，不过……”张观看看门口，用手掩在嘴边低声道，“这个家伙正义感太强了，有点不知变通，跟情报部门格格不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明白了，我会尽快开始熟悉武昌的情报网络……”这时荀诩忽然将眉头拧成一团，表情也变的古怪起来“……只是……”

“只是什么？”张观露出好奇的表情。

荀诩慢慢地从肺里吐出一口饱涵江南水气的气息，用右手习惯性地捏了捏太阳穴，略带狼狈地伸出另外左手：

“能再给我一片醒神丸吗？”

接下来的几日，荀诩一直在郤正的帮助下对整个吴国国情、政局现状、经济政策、军事体系、民计民生等诸方面进行考察，以试图对这个位于长江南岸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初步的印象。与此同时，荀诩还频繁地出现在各个东吴大臣的宴会之间，与吴人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第一手想法。期间他还得到了孙权的接见，还得到了一块玳瑁壳做为赏赐。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荀诩心中原本抽象的东吴变的丰满实在起来。他在一封写给裴绪的信中这样写到：

……在经过两次权力转移与数十年的相对安定统治以后，江东政权自孙坚时代培养起的那种锐意进取的气势已经被这种和平销蚀的所剩无几。历史原因与地理原因的双重影响令东吴君臣滋生出一种从外人视角来看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很骄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被称为自大——从吴主到最基层的平民普遍认为任何针对东吴的军事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想法有其历史渊源，孙权即位以来曾经遭受过来自曹魏与我国的数次大规模攻击，但最终都成功地将其顺利击退，这些胜利都是间接或者直接得益于长江。在我与吴人的交谈中可以发现，长江做为天堑的存在从地理上与心理上都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江的安全感削弱了他们对外界政治变化的敏感程度，使之对现状很满意，并相信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讽刺的是，做为一枚铜钱的两面，这种封闭式的苟安心态不仅带给吴人优越的安全感，也成为了他们向外发展的障碍。与辉煌的防守战相比，东吴对外用兵的记录惨不忍睹，要么是完全的失败——比如建安十九年的合肥之战；要么是战略意图十分混乱——比如建兴六年的石亭战役，从战术上来说陆逊将军无懈可击，但在战略上东吴除了消耗了大量物资以外，丝毫没有收益。我想这可能是肇始于东吴将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东吴的南部疆土与我国南部局势类似，广泛分布着松散的蛮族部落，相当一部分东吴将领就是靠镇压蛮族来积累资历。因此东吴的军事行动呈现出鲜明的讨蛮式特色：缺乏一个大的战略构想，只确立无数短期战略目标，而且他们乐此不疲。这与我国明确的战略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正因为如此，东吴君臣很明显抱有一种既自大又自卑的矛盾心态，这导致武昌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始终缺乏一个明晰的定位。他们将自己视做一个独立政权，但又向曹魏与我国称臣，暴露出武昌视自己是一个相对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割据政权的不自信；而每当称臣这一议题进入到实质操作阶段的时候，武昌又立刻退回了自己最初的立场——和他们的军事行动一样飘忽不定，没有指导性的原则。让所有人，甚至他们自己都无从捉摸。

这种对外消极据内自大的心态究让东吴的小圈子化更加严重，在我接触过的吴国臣子当中，大多数人在表现出对蜀、魏两国因不信任其过于强大而产生的恐惧以外，更多的是对东吴独立意识的强烈自满。究竟这会引导我们这个可敬的盟友走向一条什么样的轨道，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实在是令人玩味……